学生最不愿做工人、农民,无论何种身份

by admin on 2019年9月12日

两代人的“隔膜”

近日,一份关于上海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状况与语文教师学科德育现状的调查报告出炉,该课题由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语文特级教师于漪主持,上海市第三期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全员参与实施,调查显示,演艺明星成为青少年道德榜样的第一选择,学生最不愿做的是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于漪呼吁,为了学生长远的发展,校长要敢于牺牲一些短期利益,要从社会现象里找到积极因素培养学生,教会学生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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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教师、一个妻子、一位母亲、一位校长,她还是一名人大代表。无论何种身份,她都做到无可挑剔。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精神——将责任视为一种信仰,这辈子问心无愧。

   
三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中学生时,语文课基本是”灌输式”、”填鸭式”,每篇课文,我所遇到的老师都是按照时代背景、作者简介、生字注音、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一路讲下来。整个中学阶段,我没主动举手发过言,因为老师基本不提问。高中时倒是被叫起来读过一次课文,当时紧张得口干舌燥手出汗,根本发不出声来,老师厌恶地摆摆手:”坐下坐下,徒有虚名,不知你的高分是咋考出来的!”

对80、90后的讨论,让很多人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给青年人贴上了太多的标签,我们是否在用成年的成熟来嘲笑孩子的幼稚。毕竟等他们走到成熟的年纪,也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学生最不愿做工人、农民

最近人们讨论最多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热点应该都会是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最初在我们每个人听到时都是无端的愤怒,为什么要把残忍的手伸向那些纯真、可爱的孩子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后,我想只要有孩子的家长应该都会心有余悸,为这些涉入其中的孩子们担忧他们的健康、对将来成长的影响,为自己的孩子焦虑。曾经听一位妈妈讲过自己的经历,说是现在孩子送幼儿园是要给老师送礼的,并不是源于老师的要求,而是她担心自己不送的话,老师会对孩子不好。现在这些事件会不会越来越抹除掉家长对幼儿园的安全感,但是却又是避免不了让他们踏入社会,我们是不是可以事先做些什么,比如在那些幼儿园老师们诱导他们观念之前,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她就是于漪。

     
后来不幸上了师范类,又学的中文。实习前的课程《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倡导”启发式”、”提问式”,案例就是上海的特级教师于漪上的《春》和斯霞上的《荔枝蜜》。

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终究是不同的。跨越几个时代的于漪,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动荡不安,也历经过解放后的逆境挫折。对于一个耄耋老人,她多了一份淡定,是那种在历经沧桑之后的沉着和冷静。因为无所畏惧,所以执着前行。

课题组对上海14个区的300名语文教师和508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现状、中小学语文教师道德认识与学科教育现状等信息。在职业观上,青少年把收入丰厚和地位尊贵作为择业的重要标准,却看不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选率最高的前三项为:教师(19.4%)、其他(19.4%)、自由职业者(18.6%),选率最低的最后三项依次为:工人(0.6%)、农民(1.8%)。课题组分析,选择“自由职业者”的接近20%,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的职业观更加多元化,追求个人理想的实现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个人理想至上呈现上升的趋势。

在这次事件中,我看了一位妈妈的采访,最后她讲到她的女儿也被带到了那个屋子,但是因为她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也许是担心孩子会向外透漏,担心那句“我有个长长的望远镜,一直能伸到你的家里,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能知道。”并不能阻止孩子向父母寻求保护,所以只是暂定为“培养对象”。虽然这位母亲很冷静的讲完了整个过程,没有太多强烈外在情绪的表达,但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她心中的后怕之感,如果孩子不是这样外向爱表达的性格,那是否也会遭此厄运。

采访对象:于漪(以下简称于),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

   
八十年代末,我登上讲台,厚厚的两本《于漪老师课堂实录》是我案头常摆放的必读书。她的”听说读写立体化、多功能”的教学思想被许多语文老师奉为至宝。

和老师聊天,最深受感染的是她身上无法抹去的时代烙印。救国救民、国家兴亡的使命感,先工作或个人的集体意识,让她看起来有点不那么真实。她就像是极力渲染的英雄,愿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今年读高一的小吴的职业理想是医生或审计师,“我们班级前几天还做了一次职业规划的调查,全班32位同学,有20个人未来想当医生,医生收入不低,且社会地位高,受到青睐。”小吴说,对于城市孩子来说,他们确实对做工人、农民不感兴趣,工作辛苦不说,钱又少,职业地位也不高。“如果要当工人,直接读中专好了,何必浪费十年时间寒窗苦读呢?”除了不愿当工人外,小吴对农民的印象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整天在农田里耕种干农活的枯燥生活。

性格的内向和外向是没有对错的,孩子们面对幼儿园老师难以反抗是正常的,家长应该做真正庇护孩子的大树。通过家长们和整个社会的关注度,我还是愿意相信红黄蓝事件会有一个合适的处理结果。

采访者:龚瀛琦(以下简称龚),复旦大学新闻学硕士二年级学生;杜越(以下简称杜)复旦大学新闻学本科四年级学生;金慧瑜(以下简称金)复旦大学国际传播学硕士一年级学生。

   
九十年代初,兰州请来了中学语文两位大师级人物:辽宁的魏书生和上海的钱梦龙。我有幸听了两位前辈的课和演讲。魏书生老师的”六步教学法”:定向、自学、讨论、答题、自测、自结,让人耳目一新,但照搬不来,倒是他的课堂上练气功的方法被搬进了自己的课堂;钱老先生的”导读法”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又水到渠成,更觉获益匪浅。之后自己的教学多走钱先生的路子。

但是,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很多人怀疑,很多人不相信,我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思维:社会是人组成的,如果我们能把每个人自身都管好,那么社会整体就会变好。所以,我们关注自己拖了社会前进的后腿。所以,个人利益的小火苗越来越旺盛。当我们真正碰到那些,把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能够完全区分,即使贫穷也愿意获得心灵上富足的人时,我们本能的选择不信任。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

采访中,不少学生持有不同的看法,高三学生陈认为,不愿做工人、农民并不是对他们有歧视,而是对这些行业不了解。比如说农民,小陈的家在金山,现在的农村已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以前的农民靠天吃饭,靠力气种田种菜。现代农民靠机械化种田,靠技术吃饭,搞温室大棚室内种菜等。小陈家的附近就有一块现代农业园区,不少读生物技术的大学生选择在那里就业。“这些大学生天天与农田打交道,用学习的技术来发展现代农业,属于现代农民的一员,他们都发展得非常好。”小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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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永无止境的追求

   
九十年代中后期,目标教学风靡全国,基本模式是:定标、展标、达标、测标、补标。那时没有多媒体,每位老师上公开课或外出参加评选课,手里都举着挂有”教学目标的丁字架,像医院走廊里举着盐水瓶子的患者。可以说”满园目标关不住,还要举着往外跑”。自己正当年,自然当仁不让、摇旗呐喊,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评优课上获奖,研讨会上发言,忙忙碌碌十余年。

我们太习惯用自己的标准和思维去衡量别人。人们总愿意用自己耳朵,听到那些他们愿意听到的事物;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风景。但是却对不符合自己偏见的事物置之不理。如果用一句老套的话来讲,社会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的眼睛。或者我看到了美,但我就是置之不理,以为他是我脑海中虚幻的愿景。

1/4学生认为读书是为了找份好工作

性教育,在中国教育中一直是缺失的一块,似乎我整个学生生涯只有生物课的时候老师讲了一点皮毛,我妹妹也一度真的以为自己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之前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编写了一部《珍爱生命》的教材,很正常的向孩子讲述了生命怎么来的;讲述了性取向概念,告诉孩子们同性恋也是正常的;讲述了如何保护自己防性侵;甚至于大胆提出“选择不结婚是个人的自由”。这样的书籍本应该是社会的进步,可是却引起了部分家长的反对,认为怎么可以向孩子传输这样的知识。谈“性”色变似乎是一些传统家长的通病,但是让孩子逃避这方面的知识真的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于漪老师获得教书育人楷模的殊荣在众人眼里是当之无愧的,但她的心中却只有惭愧与不安。她拿着议案为基础教育大声疾呼,为解决教育经费的难题奔走相告,却谢绝了从政的道路。她用真情去诠释,用行动去见证,作为一名教师朴素而伟大的信仰。

   
进入新时期,新的《语文课程标准》出台,倡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倡导”自主、合作、探究”,倡导”整体感悟”,倡导”把老师的讲堂变成学生的学堂”,倡导”利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倡导”现代化手段”,倡导”筛选信息”,倡导”大语文”,倡导”终身学习、终身读书”……,在新课改背景下,各种新的教学模式如雨后春笋,”忽如一夜新课改,千种万种模式来”:”高效课堂”、”三三六式”、”四十比五式”、”杜郎口式”、”洋思式”……如此等等,让人目不暇接。每一种新模式都以否定旧模式作为前提,不推不倒,不破不立,更有专家在个传经送宝前振振有词:”先把你们大脑中的传统思想清空,再来接受我的新思想。””我们就是要把课堂变成知识的超市,让学生自由地来来去去。”……教师的作用越来越被弱化,在课堂上显得无所事事;学生的主体地位是体现了,但课堂也显得混乱而无序,松弛而无效。在这种形势下,每位语文教师不寒而栗,望而生畏。

30年以前,我们强调集体,对个人嗤之以鼻;30年后,我们尊重个人,又对集体望而却步。也许是我们太过极端,总也只遵守一个规则。看到于漪老师对职业的那份执着,对国家教育的那一种大爱,也许我们可以选择相信是有那样一群人存在。他们将个人价值至于国家之中,也许个人价值的实现并不能有个人利益,但是无怨无悔。
文/杜越

调查还显示,对于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选率最高的前三位依次是健康、家庭和友谊,这似乎表明青少年重视亲情、也关注友谊,需要心理安全感、情感需求较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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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这次被评为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您有什么感想?

      语文课究竟该如何上?新老师迷惘,老教师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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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读书观,选择“将来找个好工作”和“将来赚大钱,让父母不再辛苦”各占25.25%和20.24%。课题组分析,这似乎与家庭教育有关,基于生存压力的大多数家庭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学生的是务实的价值观。同时,不少家长(微博)对于子女的娇生惯养、群力包办,导致青少年自私利己、不善合作、心理不成熟以及社会责任感缺失。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在学习中较关注知识的功利价值,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能“找个好工作”。

不止孩子,我们长大以后人们对性知识的仍然会有偏见,会有很多人避开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不看,因为接受不了;会有人接受不了非传统的婚恋观;会有父母依旧告诉孩子们“长大你就知道你自己怎么来的了”。越是逃避,越是好奇,越是危险。

于:其实我是深感惭愧和不安啊!和在岗的老师比,我的工作压力和身心紧张程度跟他们不可同日而语;和其他获得荣誉称号的老师比,我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一直认为上课就要打开学生的心门。但是我看到蒋院士把两个星期的课程用一节课就讲得那么清楚,我就觉得自愧不如,对不起学生。又比如湖南农业大学那位六十几岁种葡萄的教授,带领团队攻克难关。他说:“葡萄不是种在黑板上的,是种在地里的。科研论文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要装到农民的腰包里的。”他的确帮很多果农脱贫致富,使他们变成万元户,十万元户。我一直在对照这两句话,我觉得我是真的对不起学生。所以去北京领奖的三天里我一直处于激动、感动和不安之中。这次评选是在新世纪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和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之后。我想,能够受到这样的殊荣绝不仅是个人的光荣。

随处看到的摆设,都有好几十年的历史。朝南阳台的书架,跟随了她五十多个年头。卧室里陈旧的衣橱,是儿子搬家时“遗弃”的旧物。打开看,只有很少的衣服,甚至找不出一件合适上镜的浅色衬衫,“家里就是书多,其他的,都很少。”

在这点上,高一学生小乐也有同感,父母一直在耳边唠叨,如果考不上大学你就没希望了。“现在读书都变成考大学、找工作的工具,我们不是为了兴趣、充实自己而读书,这挺悲哀的。”小乐说,自己对文字工作很感兴趣,未来的理想是想做编剧,平时喜欢读杂书,可父母一看见自己读课外书,就开始唠叨读这些没用之类的,让他专心做功课。

想起来我自己高中时的一个事件,当时学校有个小商店,卖一些零食,因为整个学校只有这一家小商店,下课后总是会有很多学生前仆后继的涌向那里,后来就听说有人专门趁着这个时间段在人群之中,对女孩子性骚扰。犹记得那个下午,大家都在上自习,老师们带着两个女孩子就来了教室,就是为了寻找指认那个性骚扰她们的人,最后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很钦佩那个站在讲台向下望的女学生,她很勇敢。对于当时的我们,她不畏惧校园舆论,敢于站出来去找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她用自己的行动,保护了大家。

龚:您曾经当过人大代表?

满墙的书架上陈列着不同版本的于漪文集。她拿出《岁月如歌》的手稿,字体隽秀,几乎看不到涂改,一笔写成定稿的基本功从高中时就已牢牢打下。她笔头快,别人让她出书、写文章,她总是不忍拒绝,“人家肯定有难处。”

对于成功观,选择“家庭美满”“做个自信的人”和“事业或学业成功”占选率前三,选择“有钱”和“拥有较大权力”各占6%与5%,反映出部分学生中存在拜金主义、权力至上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利益观念得以强化,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成为经济活动的动因,这也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功观。

社会是个大染缸,什么人都有,我们要做的是趁早学会自我保护,知道哪些有毒,才能及早的避开他们。

于:是的,我当了25年上海市人大代表,一共5届;还有3届人大常委,2届教科文委副主任,都是兼职的。也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大声疾呼。当时,教育经费非常紧张、拮据,危房简楼很多,教师的工资也是很低的。所以我为教师的待遇、地位、教育经费提了很多建议,也包括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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